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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著名村支部书记

左文学:大灾过后凝聚村民谋发展

发布日期:2018-07-30 18:51:04 浏览:219次

中国劳动保障报记者  叶星

     
         左文学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塘约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

       在塘约村,村民亲切地称呼左文学为“左二牛”。因为他在2000年1月当村主任之前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养牛专业户。还因为他带领村民在短短4年内,把一个名不经传的贫困村建成了“小康示范村”。农民人均收入由2013年的3876元提升到2017年的14685元,村集体经济从3万多元增加到315万元。被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称赞为“新时期的大寨。”

       一 、 穷则思变  浴桶里想出了一条发展思路

      进入塘约村,在村委会对面山上,竖有“穷则思变”4个红色大字,在蓝天白云映照下,十分醒目。他向人们展示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塘约村有10个村民小组、921户人家、3393位村民。其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有138户、600人,占全村总入口的17.7%,曾经是国家级二类贫困村。全村1400名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中,2014年只有140人在家务农,其余人长期外出打工,青壮年几乎全走了,留在村里的人大都是妇女、孩子和老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620人。
      外出打工,几乎成了塘约村具有劳动能力人的唯一选择。
1971年10月份出生的左文学,也和众多村民一样,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高中毕业后回乡,父亲对他说,回来种地吧!家里有9亩水田和旱地。总是种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只能糊嘴,经济收入微乎其微。1991年底他结婚了,要养家,必须外出打工。
       1992年春节过后不久,左文学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跟村里的人一起到北京海淀区搞房屋装修。他上高中时学过物理,很快学会当电工。
      干着干着他就对未来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觉得长期飘在外面总不是个事。打工不到一年,左文学又回到了塘约村,他只带回了2000多元钱。
       打工的日子,左文学不只是想念妻子,他也开阔了视野,注意到北京郊区的大棚蔬菜,意识到光靠种粮食,摆脱不了贫困。
       1992年底左文学回家后想搞大棚蔬菜,可他没有启动资金,他决定种植药材,由于气候、技术都不行,结果失败了。
左文学又开始养猪,办粮食加工厂。养了3年猪,规模达到了60头,获纯利7万多元,成为他所居住的寨子里最有钱的人,
1995年,左文学被当地乡镇企业管理办公室聘为分管会计。
       左文学养了6年猪,前5年是赚钱的,第6年养的头数最多,结果亏得多了。他不甘心,又养了30多头母牛、6头公牛,在全县是个出了名的养牛专业户。
       2000年村里换届,左文学被村民选为村主任。他犹豫过是否放弃年收入颇丰的养牛专业户不干,而干一年收入才几千块钱的村主任这个差事。关键时刻,当了38年村支书的父亲左俊榆对他说:“有生活就行了。等你到我这个年龄,给再多的钱也没用。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是你的福气。”“左二牛”想了想,觉得父亲的话有道理。第二天上午,他把牛全卖了,开始担任塘约村主任,这年入了党。2002年1月,左文学被任命为村支部书记。从这年到2014年5月共12年时间,他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很平庸,村里一条叫塘耀河上有座桥,近30米长,桥面临水很低,一涨水,孩子们上学就过不去,村民出行也很困难。左文学从县里争取到6万元资金,只修了3个桥墩就没钱了,后又多方“化缘”,总算把桥修起来了。当地有煤炭资源,他本想给村里办个煤厂,还想办个木村加工厂,因没有启动资金,又怕办砸了,不好向村民交差,迟迟不敢动手。
        让左文学有所作为缘于塘约村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水灾之后。
        2014年6月3日深夜,塘约村上空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整整3天3夜,全村有200多户、1000余人受灾,农作物被冲倒了,路被冲毁了,有26户村民的房子被洪水冲倒,还有很多村民家的房子浸泡在水中,粮食也被水泡湿了,满目疮痍,大部分村民粮食颗粒无收。面对被洪水洗劫后的村庄,左文学感到巨大的心里压力。他立即组织村干部和共产党员帮助倒房户重修房子,同时组织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6月5日上午,原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踩着泥泞来到塘约村视察灾情。几个妇女围着周书记哭泣着请求帮助他们。周建琨问“怎么帮呀?”“先帮我们修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当场表示大力支持。
        周建琨对闻讯赶来的左文学说:“你们村为什么不成立专业合作社呢?”“政府永远是帮,不是包,村党支部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产生内生动力。”
       周书记走后,左文学感到巨大的压力,他躲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哭了一场。村民靠传统农业种植勉强糊口,这场大雨把很多农户冲得一贫如洗。是穷到底,还是想方设法改变现在的面貌?
       中午回家吃完饭后,左文学躺在一个大木桶里,热水齐腰深,他泡在浴桶里反复琢磨周建琨书记说的每一句话,特别是那句“要想村民致富路,你作为村支部书记,就要有思路,有魄力,有作为,敢于踩出一条新路来。”
       左文学在浴桶里泡了一个多小时,开始用手机通知村“两委”成员,今晚在村里开会。当晚,村“两委”班子11名成员全部到齐,在村办公楼会议室从6点一直开到凌晨一点。就怎样进行灾后重建和如何改变塘约村的贫穷面貌进行了激烈讨论,最后达成共识:生产队解体后,很多人选择了外出打工,但没有人靠打工富起来。田分到了个人,传统的种植方式,只能解决村民吃饱饭的问题。单打独斗没出路。”
       “市委周建琨书记让我们踩出一条新路来,我想好了,第一步就是要成立专业合作社,实行‘村社合一’。把全村的田地都集中起来,由村集体进行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左文学胸有成竹地说。
       “什么叫调整产业结构呀?”有名村支委员问到。
       “村里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把村民承包的土地重新集中到村合作社,进行规划,转变传统种植方式,合理安排种植结构。”左文学解释道。
       “我们村到外地打工的1300多人中搞建筑的,开车的,在流水线上生产的人很多,我们把他们邀请回来,发挥他们的特长,成立建筑公司、运输公司。”左文学进一步解释道。
        大伙儿踊跃发言,产生了激烈争论。“把分下去的承包土地重新集中起来,这不又成了以前的大队了吗?是不是走回头路,违背中央的政策呀?”有人提出质疑。
      “不,这与以前的大队是两码事,不违反中央政策。以前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叫改革,我们这样叫做深化改革!”左文学很干脆地回答道。
       村“两委”11名成员对左文学的思路都认同,有人还提议先成立一个老年协会,去做老人们的思想工作。经表决一致通过,并推举在本村有一定威望的曹友明担任老年协会会长。
会议最后决定:经过两天的精心准备,第3天上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成立专业合作社,流转村民承包土地集中经营一事进行投票表决。
       塘约村在外打工的1000多位村民在3天之内陆续赶回到了村寨,面对大灾后的状况,有的人失声痛哭。
从村“两委”开过会后的第二天起,村、组干部及老年协会成员迅速开展紧张工作。每15户村民中选一名村代表,原则是:你觉得那个人公道正派,相信谁你就选谁。
       2014年6月8日上午,经过10个村民小组全体村民推举的86位村民代表,聚集到塘约村委会开会。村支书左文学向参加会议的人员作报告,重点谈了村里为什么要办专业合作社?怎样办好合作社?村民入股合作社的权利义务等。
左文学提醒村民代表记住,把自家承包的责任田“流转”到村专业合作社,就是“入股”到合作社,也就是入社了。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一个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左文学讲得通俗易懂,明明白白。可他一讲完,与会代表议论纷纷,不断有人提问,左文学耐心地一一解答。最终大伙明白了一个道理:抱团取暖,实行“村社一体化”,合股经营,联产联业,联股联心,共同抵御市场风险,才有出路,单打独斗成不了气候。
      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最后对是否同意成立塘约村专业合作社进行投票表决。结果参加会议的86人都投了赞成票,全票通过。
       2014年7月,塘约村“村社一体”的金土地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左文学带头将自家的房屋作抵押到当地信用社贷款15万元,其他村“两委”10名成员也以同样的方式贷款,共筹集资金125万元,作为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当时,大家横下一条心,作出了“亏了是我们11人的,赚了是村集体”的承诺。对每个村干部来说,当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左文学及其他10名村干部与全体村民一样,都是塘约村金土地合作社的普通成员。合作社属于全体村民集体所有,谁也不能享受特殊化。

        二、 “七权同确” 齐心协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左文学心里清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由于多种原因,造成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建设用地、小型水利工程等权属不清,有些集体资产被少数村民侵占,严重影响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村民用土地入股村专业合作社,前提必须是准确确定村集体与村民各自的所有权。
      2014年10月,在左文学的努力争取下,安顺市农委把塘约村确定为全市深化农村改革试点村,2016年成为贵州省农村产权“七权明确”第一村。
      “七权”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权、小水利工程产权。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左文学下定决心,一定要顶着各方压力,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推行。2015年8月,村里成立了土地流转中心,还组织了一个班子,经过“宣传发动、摸底排查、测绘丈量”三个阶段。老年协会的16名核心人员全程参与了土地丈量。9个月之后,此项工作顺利完成,测量的结果让人意想不到,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积是1572.5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再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一直是这个数。可这次用仪器和土法丈量后,确认全村的耕地面积是4862亩。其中:水田3760亩,旱地1100亩,总面积比从前多出了3289.5亩,不包括山林。
       经过村“两委”讨论决定:村民水田入股,每亩每年流转费700元,旱地每亩每年500元,坡地每亩每年300元,每500元为一股。刚开始,不少村民担心,土地流转到村合作社,每年的流转费能不能兑现?如果村里经营不好,亏本了怎么办?因此,心有疑虑。左文学带头将自家的责任田全部流转到村合作入股,“两委”班子的另外10名成员也都带头将自己的承包土地流转入社。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一部分村民打消了疑虑,将自家的承包土地流转给村合作社。2014年全村有120户入股土地600亩。2015年全村流转土地达总面积的25%。由于大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长期外出打工,全村有30%的土地撂荒闲置。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确权后每户承包的土地都比以前多出一倍以上,入股到合作社,得到的资产性收入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越到后来,希望流转承包土地入股合作社的村民积极性越高,特别是撂荒的村民。因为荒在那儿也没有什么收入,流转入股了每年都有进账。在外打工的村民也回来把承包土地流转给村合作社,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左文学介绍道。
       2015年,塘约村土地合作社取得了80万元纯收入。按规定,其中40%的收入用于入股村民分红;30%的收入归合作社;10%的收入作为村集体公益金;20%的收入提留公积金,用于风险防控。入股村民不仅领到了土地流转费,还有分红,喜出望外。村民们逐渐认清了流转土地带来的好处。2016年,全村所有村民的承包土地全部流转给了村合作社。当他们把承包地之间的田埂挖掉时,那种高兴劲儿跟土改时分到土地差不多。更有意思的是邻近的大屯村有63户村民主动要求将自己的承包土地确权后流转到了塘约村土地合作社。
      “村民的土地集中到村专业合作社后,下一步就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左文学说。
       合作社首先组建了农业团队,下设4个组,负责人称班长,4个班长都是从外地打工回来的本村村民。每个班长负责一个片区、一定数量土地的农业种植,合作社每年拨给事先测算好的产量定额管理费。完不成生产定额的,按比例扣减管理费。超产后的实际数量按比例分成。4个种植组共80人,季节性用工可用到400多人。合作社农业团队的主力军还是妇女,人数占80%,一个妇女在水田工作一天可获得100元劳动报酬、在旱地干活每天80元,每个月有4个星期天,最低工资2000元。出勤26天算一个月,不足26天,按实际天数扣工资。超过26天,按实际天数付加班工资,按月支付工资报酬。

       塘约村合作社成立两年多时间,把先前全村30%的撂荒土地全部耕种上了庄稼。其中,种植400亩只施农家肥的无公害蔬菜,种植青脆李、石榴等水果1500多亩、浅水莲150亩、绿化苗木700多亩。
       种植蔬菜是塘约村村民的特长,可在“单打独斗”的时候,由于规模小,价格低。村里成立了合作社后,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科学化种植后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农业种植团队种植的芹菜、韭菜、香菜、茄子、小瓜等,实行无公害化种植,村里不仅有蔬菜种植基地,还建有分拣中心、将各类蔬菜洗净、包装好,通过物流配送中心送到城市的超市,价格是以前的两到三倍。
      塘约村的蔬菜种植有声有色,左文学书记又有了一个新的主意。他决定引进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羊肚菌。可他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发现,羊肚菌的技术含量较高,必须有相关专家指导。否则,失败的可能性很大。2015年11月3日,左文学决定到贵阳去“碰碰运气”。他首先想到的是贵州省农科院,可当他作了一番介绍后,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这里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在省农科院的一片树林里,左文学郁闷地蹲了很久,苦苦地思索着怎么办。难道非要去云南或者西藏才能请到这方面的专家吗?难道两手空空回到塘约村?他当时觉得有些不甘心,辛辛苦苦到一趟省城很不容易,只要有一线为村民富裕谋出路的希望都不能轻易放弃。“左二牛”的 “倔”脾气又上来了,他盘算了一会,决定再到另一个“可能还有点希望”的地方去试一试。
       左文学转了几趟公交车来到贵州大学农科院,结果有了意外收获。学院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告知前些年学校有个老师叫曾永德,是种植羊肚菌方面的专家,现已辞职下海。让他与曾永德联系。还介绍了这个老师的一些情况,并告诉了与他联系的电话号码。
       经过左文学多次电话“攻势”之后,曾永德被左文学的诚意所打动。这年的11月16日,他决定去塘约村看看。曾永德在塘约村进行了两天实地考察后爽快地与村金土地合作社签订了合作协议。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塘约村合作社于2016年农历9月份开始进行150亩羊肚菌种植,每亩产值1.8万元,2017年1至4月是羊肚菌生长和收割的季节,塘约村合作社种植的羊肚菌共获得了270多万元的收入。
       后来左文学发现在贵州省羊肚菌的种植产量较大,经过村“两委”研究后决定进行羊肚菌深加工。2018年6月,由村合作社投资600多万元兴建的食用菌加工厂已动工,将生产羊肚菌酱、羊肚菌罐头、羊肚菌干等产品。
2016年,塘约村工农业产值达到3200万元,村集体收入203万元;2017年工农业产值达到5400万元,村集体收入315万元,金土地合作社为入股村民分红680万元。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了精准扶贫工作的整体推进。“我们村的合作社搞的是‘村社一体’,强的弱的联合起来。比有些‘强强联合’的专业合作社会更好些。‘强强联合’,可以使富的更富;强弱联合,强的帮弱的,才能摆脱贫困,共同进小康。实践证明,不将村民组织起来抱团发展,村里就不会兴旺发达,精准扶贫就不会取得真正的实效。”左文学说。
       47岁的王学英是硐门前寨村民,丈夫于2010年5月因病去逝,留下4个嗷嗷待哺的未成年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不到2岁。为给丈夫治病,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该卖的都卖了,还欠下6万多元的外债。一家人只有1.5亩田,一间20平米的石头墙房屋,一下雨就漏水,没法维持生活。塘约村成立合作社后,王学英第一个报名将1.5亩责任田入股。听说合作社要成立建筑队,她又是第一个报名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当地政府拨款拆掉她家又小又破没法住的土房子,建了3间120平米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里还为她一家5口人申请了农村低保,为她家正在上学的4个孩子申请了住校补助。王学英省吃俭用,慢慢还掉了6万多元欠款。记者采访她时,王学英笑得很灿烂,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在塘约村,像王学英这样的138户、600个村民精准扶对象,在2017年已全部脱贫。
       “经过近4年的不断探索,2018年村合作社对整个种植结构再次进行了调整,将流转全村及外村984户村民的4480亩承包土地全部改种蔬菜。其中,有1200亩种植鱼腥草、蛋黄薯等附加值较高的生态蔬菜。今年5月份还在300亩莲藕池投放了1.5万只小龙虾,进行试养。”左文学告诉记者。

       塘约村金土地合作社还将在外打工时从事建筑行业的800人和从事运输行业的210人集中起来,分别成立了建筑队和运输队,并于2015年4月分别改为建筑公司、运输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成立了一个水务管理工程公司,把全村自来水、提灌站集中起来管理,注册资金900万元。还将15名具有汽车、摩托车修理技术的村民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汽车、摩托车修理公司。
       塘约村委会办公楼前墙上悬挂着一条大横幅:“回来吧,打工的乡亲们!”那是村“两委”对外出务工村民的召唤。4年间,塘约村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有98%的人都回来了,目前还有50多名在外当“白领”或创业很成功的人没有回来。
      今天的塘约村金土地合作社,已经为全村1300多个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和创业的舞台,在这个村里已经没有一个失业者,不论出去打工的村民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在村里就业或创业。在村专业合作社上班,最低月薪是2000元。
       彭胜是塘约村一组村民,7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外出打工,他和妹妹在爷爷奶奶的照顾下长大成人,18岁高中毕业后就去了广东深圳打工。2014年6月3日那场洪灾也将他家的稻田冲毁,庄稼颗粒无收。2015年5月,当看到村里悄然发生变化时,他回家结婚了,再未出去务工,而是花60万元购买了一台挖掘机,参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年有10多万元的收入,妻子在当地开了家化妆品店,一年也能挣6万余元。2016年,彭胜在村委会附近投资50多万元,建了一座三层楼400多平米的别墅。他将母亲接到新房居住,帮助照顾两个孩子,一家人过着舒适、幸福的生活。
在塘约村像彭胜一样回家创业的打工人员有130多人。

       三、党建引领  凝聚人心激发内生动力

      有人认为,农村党建是虚的。可左文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扎扎实实做好党建工作是做好农村工作的统领。他说的话很实在:“如果说一个行政村是一列火车的话,村“两委”班子是车头,村支书是司机,其他村组干部就是发动机,群众是车厢,党员就是火车的轮子。”“一个村就像一间房子,要有那么几根柱子撑着。没有这几根柱子,房子就会倒塌。党员干部就是那几根柱子。”
        2016年8月,原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到塘约村指导灾后重建时,有人告诉他,镇里发给左文学每月1800元的误工补助,他没要,而是放进村集体的经费了。结果,村主任彭远科也不拿了。周建琨经核实后严肃批评左文学道:“这是党组织发给你的法定津贴,每个村支部书记、村主任都有,实际上这份津贴是作为村支书外出开会、在村工作时的误工补助,你不拿又影响了村主任不拿。你必须领回去交给你的爱人,作为家庭收入。”
       左文学回答说:“我不要那份津贴,是认为自己的目标还没有实现,要全力以赴发展好村集体经济,把村里的事办好。集体好了,我不仅有了收入,还有成就感。如果村集体和村民不富裕,我拿那1800元钱有什么意思。我也没有要求村主任学我。”至今,左文学仍然是义务为村里干活,没有领那份误工补助。
        曹友明当过民办教师、大队会计,还当过乐平镇信用联社营业部主任,退休后被左文学请回村里当“军师”,是最年长的村干部。2014年被大伙推举为老年协会会长,还被安排负责村里的财务。记者在村委会办公室采访他时,老曹说,自己70多岁了还愿意出来干,是因为左文学有很多优点和人格魅力:他廉洁,不占村里的便宜;他敬业,废寝忘食带领全村人致富;他公道,不管对谁一碗水端平;他实在,与市委书记说话时也是不卑不亢的样子。
      自从村金土地合作社成立以后,左文学感到办任何事情,人是决定性的因素。最重要的工作是党支部的建设,重点是党员的思想和作风建设。
      塘约村共有51名党员,2015年经当地镇党委批准,村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下设3个党支部、9个党小组。村委会、合作社、老年协会、妇女创业联合会、产权改革办、红白喜事理事会等6大机构都在村党总支领导下开展工作,左文学任总支书记。
      “三会一课”制度在塘约村执行得雷打不动。党总支每周一必开例会,村“两委”成员必须参加,安排工作。加上学习,党总支会有时每周开两次会。各党支部及各小组会最少半月一次,因为部署的工作要落实。党员大会最少每月一次。“一课”已成为常态。
       在左文学看来,党建不光是党组织的工作,必须全体村民参与才能取得实效。他认为,密切党群联系,应该是最重要的党建。塘约村在党建上最重要的经验有两条:一是“党总支管全村、村民管党员”;二是村务公开、村民自治、民主管理。“只要正气和把每个村民在集体中的内在动力激发出来,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创造出来。”左文学说。
       左文学经过较长时间考虑,创新式对塘约村全体党员管理采取了“积分制”,采取“驾照式”量化扣分管理村干部。2015年初,村    党支部给每个党员制定了一个积分册,这个积分册是一个与党章差不多的小本子,一个月一张,每张上面有10分的分值,一个党员每年有120分。这个小本子不在党员自己手里,而是放在村民小组组委会成员手里,每个月由村民小组组委会给每个党员打分,10分的分值。如果只给你打了6、7、8分三个分值,被打分的党员就要书面写出缘由。比如:邻里之间发生了矛盾,你是否主动帮助调解?调解时是否做到了公正、公平、公开;在进行公益性建设时,你是否模范带头,率先垂范地参加了义务劳动。各村民小组组委会到年底将积分册交到村党总支,在全村党员大会上予以公布,并张榜公示。塘约村党总支规定:年终考评低于60分的共产党员,视为不合格党员。连续三次考评低于60分的党员,就要经过相关程序劝他退党,不能让这样的党员影响党组织形象。
       “‘积分制’管理,就是要让每名共产党员重视自己的党员身份和言行举止等在群众中的形象,自觉纳入到村党组织的管理中来。‘积分制’管理激发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村民中好的形象逐渐树立起来了。”左文学说。
左文学对村“两委”11名成员的管理也想出了一个“妙招”。即:组织全村过半以上党员及村民对村干部的工作业绩,以“驾照式”扣分形式进行测评。村党总支每年底根据分配工作实际完成情况和考勤记录为依据,组织村“两委”11名班子成员间进行相互测评,实际得分占总分的50%。还有50%的分按两个层面进行测评:10个村民小组组委会分别给11名村“两委”班子成员打分,实际分值占50%分值中的30%。还有20%的分值,由全村921户村民打分。累计以上3个大项目的得分为最后实际得分,将得分情况与村干部年终绩效收入挂钩,3万元的年薪制,每分折合绩效工资收入300元,按实际得分获得收入分配。村干部实际测评分值低于60分或者连续三周没有完成村“两委”安排的工作,自动辞职离岗,由有能力的人接任。
       “村干部虽然官不大,但对一个3000多人的行政村来说,作用不小。当村干部就要有能力,有所为,设身处地为村民着想,带领村民谋发展,脱贫奔小康,共同致富,才能对得起村民的信任。”左文学说。
       管好党员、管好村“两委”干部,这还不够,还得管好全体村民,形成良好的村风。这是左文学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塘约村的10个村民小组,村里每年划拨给每个小组5000元办公经费,还设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村民小组与党小组构成组委会,是组民自治机构。党小组的作用不仅要协助村民小组开展工作,还要监督村民小组的办事程序是否公正、公平、公开。组委会的任务有三项:带领本组村民从事公益性建设义务劳动;完成村里安排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调解本组村民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
       村、组两级自治机构所产生的收入和支出费用每月定期公布,接受全体村民监督。
由村民公开推举的86名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代表大会是塘约村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村里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认真审议、表决通过,才能予以实施。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实行的“两级调解、一级表决终决制。”即:矛盾纠纷发生后,由村民小组组委会调解。调解不成的,报村委会调解。对村委会调解结果不服的,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由村民代表全体成员听取矛盾双方陈述后,现场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为最终决定,双方必须服从,自觉执行。
        2014年之前,塘约村村民也和全国众多乡村一样有个不好的生活方式:摆酒宴。而且,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满月宴、周岁宴、剃毛头宴、生日宴、升学宴、参军宴、订婚宴、结婚宴、祝寿宴、过世宴、迁坟立碑宴、甚至母牛(猪)下崽宴,赌博输了还办个“落难宴”……。摆酒宴规格年年攀升,一摆几十、上百桌,鸡鸭鱼肉、烟酒饮料一应俱全。礼金从最初的20元、50元、涨到100元、200元,到最少200元,内亲礼金要上1000元,甚至2000元。时间久了,人与人之间形成了还不完的人情债。实在没有钱时,贷款也要吃酒宴,否则村民就会对你另眼相看。赴宴、送礼成了村民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左文学暗中做过调查,塘约村仅摆酒宴造成的铺张浪费、误工损失,一年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吃掉3000万元。
         如何杜绝这种歪风,左文学把头都想大了。有一天,他再一次把自己泡进浴桶,最后想出了一个村规民约,一共九条,也就是塘约村的“红九条”。每一条都是警戒的红线,谁踩到了红线,就被“拉黑。”
         左文学先是自己想了村规民约“七条”,经过村民小组组委会、村“两委”逐级讨论,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审议时又加了两条:“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者、”“不严格管教未成年子女者。”所以成了后来的“红九条”。
        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在各村民小组公示牌张贴《公告》。同时,还以村“两委”和老年协会的名义给全体村民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明了要做这件事的理由,并将“红九条”印成多张《公告》,发给全村921户村民手中。然后,每户村民都与村“两委”签了约定的承诺书。
       “红九条”中规定:“不参加村、组公益性义务劳动;贷款不守信用;不孝敬父母;私自乱搭乱建房屋”等九种情形的人,一当发现,就将其纳入到“黑名单”管理。一旦某个村民被“拉黑”,三个月之内,村“两委”对该村民不予办理相关手续和服务。让其不予享受国家给予的相关惠农政策,直至经过考察合格,解锁“黑名单”,恢复、享受政策和服务。
       “红九条”自2015年实行之初,有3位村民因不交卫生管理费和违规办升学宴、不按时偿还贷款,踩了“红线”而被“拉黑”,按规定受到相应的处罚。经过限期改正后恢复了相关政策。
       此项工作还未结束,更重要的不是流于“写在纸上,喊在嘴上,流于形式上,禁而不止。”村里成立了由村“两委”统一领导的村级“红白理事会”,只准许办结婚宴和丧葬酒,此外一律禁止。全村酒宴量减少了75%。
      村集体出资9万多元,购买了6套餐具和厨具,组建了3个专业服务队,可以同时满足6户人家合规摆酒宴的需要。推行了酒宴申报备案制度;哪家的孩子到了法定年龄要结婚,提前一周申报;老人过世,当天申报。凡批准了的,就由村集体提供餐具、厨具,所需厨师、帮工等服务人员免费操办。酒宴服务队共有32人,酒宴规格实行标准化管理:结婚的喜事宴8菜一汤,不上瓶装酒;老人过世所办的丧葬宴,大家吃“一锅香”。五个菜打到一个大盆里,打多少吃多少,吃完不浪费。负责办丧事的服务队共有38人。过去办红白喜事除吃喝外,还发纪念品,现在一律取消。宴席统一标准,谁也不用攀比。
       “村集体花了70多万元,刹住了过去村民相互攀比滥摆酒宴的歪风,每年减少近3000万元的铺张浪费,怎么算都很值得。”左文学说。
        经过左文学的不懈努力,塘约村的歪风邪气很快被刹住,正气逐渐形成。村党组织的号召力迅速增强,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村民形成合力,全体村民的内在动力被激发出来。
       2014年6月下旬,在左文学的努力下,安顺市政府划拨了15万元专项经费,作为塘约村修复毁损道路的材料费。村干部带头,全体村民出工出力义务劳动,很快修建了一条连接11个村民小组的16公里环村公路。道路的建成,不仅让全村村民感到自己出行方便,更加切实体会到分散的村民小组是个整体,只要大家都肯为公益事业出点力,村里就会出现巨大变化。





       塘约村有一条河叫洗布河,在地势最低的白纸厂旁边,由于河道小,2014年6月3日遭遇大洪水时无法起到泄洪的作用,下大雨时就要淹没周边的农田。左文学组织全体村民义务劳动,用了22天时间,把河道从8米拓宽道30米,还在洗布河两岸修筑了防洪堤,在堤上种植了树木、花草。
       塘约村第一党小组长邓仕江、党员周其云提出修一条机耕路到田间和山上,以便中型车能开进来,将间伐木头运出去,每立方米能多赚400元。左文学组织召开村党总支开会讨论,认为做这件事便于降低劳动成本,增加收入,可以干。同意修这条路,但是必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于是相关的村寨出了1000多人,全部是义务劳动,用了18天时间修成了一条19公里长、4.5米宽的毛坯路。

       塘约村与平坝区和乐平镇在地图上呈三角形,开车去平坝需要20多分钟,从平坝区转去乐平镇需要30多分钟,就是说从塘约村到乐平镇去办事、赶集,绕了一个大圈,开车要用一个多小时,很不方便。左文学找到原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要求将塘约村直通乐平镇的一条5公里小路修成公路,从村到镇里就大大方便了。几天后收到的批复是:修路可以,方法仍然是政府出水泥、柏油等材料费,塘约村出人力,义务劳动。
       2016年3月12日,左文学经过组织动员,塘约村全体村民修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男女老少齐上阵,全村各类人员倾村而出,每天干到凌晨一、两点才收工。干活的队伍一半以上是妇女,小学生放学后也自愿到工地上抬土、搬石头。晚上干活看不见,村民们将自家的摩托车、电动车、拖拉机、汽车都开到工地上,打开车灯照明,烧的都是自家的汽油或柴油,几百条光柱把路面照得如同白昼。85岁的老党员杨进武也来了,老人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这阵势,现在又看到了,再不看就没有机会看到了。”已经到了凌晨两点,好多人劝他回家休息,可他就是不愿离开。老人拿着铁锹站在那里,像一个丰碑。左文学和村里的年轻人看到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党员都很感动。杨进武老人是不吃晚饭的,左文学想给老人弄点吃的。正想着,邻村有人挑着一箩筐馒头到工地上卖,左文学把他家蒸的所有馒头都买了下来,给修路的男女老少发馒头,也是唯独一次发馒头,平时都是大伙自带干粮。
       4月9日道路修筑完工,只用了28天时间,一条宽8米、长约4公里的柏油路,从塘约村直通乐平镇,开车5分钟就到了,再开8、9分钟就可上高速公路,直通安顺市和省城贵阳。
        左文学回顾自己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打工,回村里种植药材、办粮食加工厂、养猪、养牛,单打独斗的日子,深有体会地说:“每天早晨睁开眼,就处在会不会亏本的焦虑中,人就会变得自私、狭隘。天天这样打拼,还说不定哪天就亏本了,这样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也没什么出息。”
        左文学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古文观止》、《政治经济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书籍。不管走到哪里,一有空就拿出来读。他家的沙发上、床上、浴桶边,甚至厕所里放了很多书,有空读书,成了他工作之外的主业。左文学深刻领会“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句话的道理。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民力量最大,群众资源最好。如果村党总支把每个人的内生动力在集体中发挥出来,形成合力和规模力量,人口就不是负担,而且是最好的资源。塘约村合作社的成立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全体村民。”
       塘约村金土地合作社法人代表丁振桐谈到,现在老百姓最大的变化是思想的变化。当初发展合作社时,村干部去做群众工作、流转土地,群众想不通又抹不开面子,白天就躲出去,我们只好晚上去;现在,合作社发展起来了,大家主动找我们,思想变化非常大。
       “塘约村经过4年多时间的灾后重建,改革探索,我们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农村如果不改革发展,就是一条死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定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方、生活富裕’五大目标,符合农村实际,我们正按照这一目标继续前行,制定了三步走的时间表和线路图。即:2018年在稳定第一产业蔬菜种植基础上,拓展羊肚菌深加工生产线、蔬菜加工生产线、来料加工等第二产业。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利用我们村的森林资源、泉眼、河流、洞穴等自然资源,发展‘农旅结合’的第三产业;到2020年在充分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努力实现‘智慧塘约’的发展目标。”左文学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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