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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三农政策

新中国建国以来农村工业化发展历程及现状

发布日期:2018-09-29 10:47:23 浏览:366次

蔡启璧


       一、苏联援建,自立更生,基本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1949年至1972年)
      (一)解放初始,几无工业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建国,中国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民国期间,我国建立了一些工厂,比如比如中国第一条铁路是慈禧年代建立的,中国江南造船厂慈禧年代建造,中国的发电厂,第一家火柴等都是慈禧年代建立的,但其特点机器全是买的外国现成的,技术工人都全请外国工人,自己是技术一点没有,所以,说不上工业化,工业体系更无从谈起。随后经历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又少之又少的工厂基本全毁。到1949年,我国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体系和技术,只有一些残破老掉牙的工厂。正因为没有工业,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屡屡受人欺侮、丧权辱国,沦为“东亚病夫”,让封建腐朽政府的大刀长矛去抵御西方列强的飞机、军舰、大炮,确实免为其难。
       新中国成立时重工业基础薄弱程度,可以比较中国与印度、美国间的钢和电产量:1950年印度人均钢产量为4千克,美国为538.3千克,而中国1952年才2.37千克;1950年印度人均发电量10.9千瓦时,美国是2949千瓦时,而中国1952年仅2.76千瓦时。因此,新中国建国之初,中国工业产业处在近乎于无的现状。
     (二)以合作化,保工业化
       关于工业化的重要性,毛泽东在40年代就反复强调,我们在推翻三座大山之后的最主要任务是要搞工业化,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1955年,毛泽东曾说,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段时期。毛泽东非常清楚地阐述了国家的工业化一定需要农业的合作化来支撑来保证,因为它提供商品粮和原料,它为工业化提供市场,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
       1953—1957年实施了“一五”计划,按照“一化三改”(“一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支持和保证国家工业化建设。1953年开始,农村开始进行农业合作化,合作化开始之初是以农民自愿为原则,渐进推进。到1955年,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合作化运动加快推进,合作化进程大大提前,在农业领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与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1954年起,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1955年开始,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加速,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随之加速,到1956年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实现了公司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从体制上保证了重工业的快速发展。
      (三)苏联援建,艰难起步
       直到解放以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打赢抗美援朝战争,争取到了民族独立和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争取到了苏联的有偿援助,建设实施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优先发展重工业。50年代工业化起步阶段,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高达66亿卢布的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超过了二战后美国对德国进行“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总金额14.5亿美元)。另外,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7.7亿美元),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致24亿美元的工业化外来资本,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实际完成150项)重点工程。原来预计用15年来逐步完成的私有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的进程,在外部资本大量进入的情况下,被大大压缩到了5年。当然,这笔资金并非免费的午餐,中国必须以农业产品和工业初级原材料来进行交换。
      (四)超高积累,以农支工
        毛泽东实施了一线富有前瞻性的工业化路线政策和制度体系。1953年,毛泽东提出“两翼”战略——在城市搞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在农村开展“统购统销”、“合作化”。因为土改之后产生了完全均平的小农经济,使农业失去了过去以自耕农作为规模生产主体和以地主作为规模流通主体的经济结构,导致工农两大部类无法交换、工业几乎无法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如果不搞国家工业化,广大农村和城市的消费市场必将被国外产品垄断(如印度);如果搞农村私有化,国有工业化就难以为继。
        自1958年,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人民公社这种农业集体化制度安排,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关键体现在以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全力支持国家工业化。通过实行全国性的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经营,农业无条件地支持工业建设。通过平均每年接近30%的农业高积累,强力转移,作为国家工业工业化的原始资本,这是一条痛苦的漫漫长路。
       如在三年自然灾害加前苏联逼债时期,高积累甚至达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1957年时积累24.9%,1958年为33.9%,1959年达到43.8%,1960年仍高达39.6%,如此之高的积累比例,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大幅减少口粮,以保证工业发展。1950年代的集体化,实质是为城市重工业产品提供了市场,用高价格的城市产品、低价格的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向城市输送工业化的原始资本。
       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清贫,都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中国人民大学老一辈农经教授严瑞真1978年研究显示,建国以来前20年的农业集体化,通过“剪刀差”从农业提取了7000-8000亿元人民币的积累,而1978年前,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是9000亿人民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研究显示,60年来,城市从“三农”获得总积累竟达17.3万亿元人民币。
      (五)自立更生,建立体系
50年代,中国曾享受了苏联工业化技术扩散的红利,在使中国工业技术虽然有了个别起步,但离当时的世界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距。1958年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专程来中国提出要在大连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后,于1959年10月1日在国庆典礼大会上,赫鲁晓夫告知毛泽东停止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接着全面终止了对华的各项援助,不久便向中国讨债逼债。
        屋漏偏逢连夜雨,58-60年连续3年遭遇自然灾害。毛泽东愤怒的说过,中国人民紧紧腰带,也要把债务还给他们!当时的中国人民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独,被美国“经济流放”,加上苏联交恶,在受美苏两个霸权体系的同时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唯一依靠就是自立更生,以全国农业的高积累全力支持工业化,没有多余的资本发展太多的轻工业。
       正因为有了农业的强力支持,1950-1977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11.2%仅次于日本12.4%,远高于美国、苏联、德国、英国等世界强国。虽然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结构的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落差,但经过了20年的艰苦奋斗,到70年代初,中国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20年中,先后兴建了一系列工业项目,形成了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东北工为基地,沿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地得以了加强,华北和西北也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建立了种类齐全、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科技体系,成功地发射了“两弹一星”。从此,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为此后几十年来的经济建设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化的基础,毛泽东因此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工业化之父。
       二、打破封锁,首开国门,引领工业对外开放发展(1972年至1978年)
     (一)打破西方经济封锁
       到了70年代,经过两个十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已基本上形成了中国自主的工业体系了,接下去要做的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了。毛泽东通过打赢援越抗美,使美国再也无力与中苏两面对抗,不得不示好中国。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主动访华,一时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新西兰、德国等40余国,纷纷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彻底打破了西方的经济技术封锁,彻底摆脱了在国际上孤立和外交外境,毛泽东首开了新中国对外(西方)开放的大门。
       (二)引进实施“四三方案”
        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四三方案”,1972年开始从西方国家引进了43亿美元的外资。在引领中国对外开放4年之后的1976年,正当国家开始从重工业转轻工业的时候,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
      (三)再引实施“八二方案”
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领导陈云、邓小平、华国锋等,在70年代后期延续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引进外资的势头,提出数量更大的82亿美元,叫“八二方案”。这样,在整个70年代构成了一个120多亿美元的外资进入。
      (四)三十年造就工业大国
       50、60、70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从前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建国后的前30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仅在“一五”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就超过了旧中国一百年。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最快,当时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18%;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工业生产仍继续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中国在短短的30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之一。
       70年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且物价稳定的国家,当时国家有相当的财政储备,国民经济比例搭配基本合理、门类齐全、工业布局较为均衡、GDP增长一直高居世界之首,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茅。
      1949-1978年,不但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年均增长7.3%,而且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无忧。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三、全面开放,多元协调,乡镇企业暴发式发展(1978年至2000年)
     (一)经济发展路线之争
      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出了高瞻远瞩的工业化战略,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两条腿走路,把农村的希望寄托在公社(农村)工业化上。但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同步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不现实,只能先推进国家工业化,广大农村只能先行通过农业集体化,支持国家工业化。当年直到现在仍有相当多领导人对毛泽东实施的这个战略也没能想通,以致产生了在社会主义主导下,用资本主义方法改造中国,过早地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农业大包干等路线主张,以致产生了经济发展路线之争的党内斗争,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实践证明,毛泽东比其他人“早看了50年”。
       到了1980年之后,政府财政收入80%以上已主要来源于城市工业了,农村大包干的私有化经营改革机会已经成熟。于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国家开始改革完善经济体制,1978—1992年中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转轨”,政府从最不经济的农业领域退出,农村恢复到“大包干”体制,这就是1980年以后发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农村经济体制上阶段性创新,客观上为国家工业化向广大农村辐射,有效推进农村工业化,创造了得重要条件。
      (二)调整工业化发展结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有了前20年所打下的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基础,开始进行工业化战略内的结构调整,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转向优先发展轻工业,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第一、工业全面发展、对外开放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逐步完善产业结构,经历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增长为主导的时期,和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增长为主导的时期,体现了轻工业发展的结构高级化趋势。
       从1978年开始,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例连续上升,重工业的投资被压缩了,经济资源开始向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倾斜,积累比例掉到了30%以下。到1984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逐渐协调过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佳状态。1981年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例首次超过了50%,1982~1999年轻工业的总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例仅略低于重工业,两者比例大体相当,都在50%上下。
       为了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自1998年起对轻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政策,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投资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这次结构变动的趋势是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以后工业结构的自然演变。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了再次重化工化和高加工度化时期。注重发展轻工业的同时,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交通和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也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1993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开始再次出现了重化工业势头,为了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中国的重化工业开始大发展;1997年开始,我国经济运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经济“软着陆”和“亚洲金融危机”等背景下,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彻底告别了“短缺”。也就在这个阶段,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在人们满足了食品、服装、电器等需求后,开始追求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需求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进入了国家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中期阶段。从此,重工业、轻工业出现相互促进、结构协调、同步发展格局。
      (三)激发工业化“多源”动力
        城市推进的放权让利式改革,改进了国有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极大地解放了国有企业的生产力;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成为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力量;外资的大量进入和我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张,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技术渠道和市场空间。在多种经济成分推动下,以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思路逐步清晰起来,工业化的总体进程也由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期过渡。
      (四)形成农村工业化浪潮
       到了80年代,城市经济基本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农村经济休养生息,乡镇企业进入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农业经营权私有化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和农民的活力,竟然迎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由此带来了建国以来农村的第一次工业化浪潮。
        对这一结果,1987年的邓小平说“完全没有预料到”,而乡镇企业的发展,事实上就是毛泽东在20年前的1958年就设计好了的“公社工业化”应有之意。改革开放后虽然人民公社解散了,但农村工业化大潮却难以阻挡,乡镇企业大发展仍然是毛泽东工业化战略的自然延续,是城市工业化向广大农村的辐射和延伸。
        从1980年开始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在全国农村的遍地开花,如雨后春笋般的大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助推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动力。农村工业化,瞄准的是计划经济时期暂时存在的“短缺经济”现象,乡镇企业就应运而生,利用城市工业淘汰的二手设备,国营企业退休但仍富有“余热”的技术人员,瞄准巨大的消费市场空白,迅速开动生产机器,以低廉的价格、品质欠佳的产品快速占领了消费品的部分市场份额,在市场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酿酒、服装、纺织、化工等行业全面开花。
        1980–1996年的大约16年中,农村工业化创造了惊人规模的1.3亿个工作机会,占到农业就业的1/3,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一半,实现出口6008亿元,总产值高达1.8万亿元!在1980–1988年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镇企业提供的电风扇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尼绒占52.1%。
       到1997年,乡镇企业缴纳税金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7.7%,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8%。凡是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也是地方财政收人较好的地方。除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外,乡镇企业也承担起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重任,从资金上支持当地农业的发展。
       1978年至1997年乡镇企业以工建农、补农累计736.6亿元,农村工业化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巨大。在农村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农民收入中约1/3来源于乡镇企业。在这个阶段中,农民收入几乎每5年翻一番,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最高曾超过50%,一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90年代中,农村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量,农村的富裕和新增购买力,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以家用电器和日用消费品为中心,爆发了一场持续10余年的消费革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远远超出了计划经济者的预期。
       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政策,无意间形成了两个收益:一是农民收入提高,导致了粮食增产,当农民以此与城市交换时,既解决了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又刺激了消费产品的需求;二是农村初步形成了资本积累,从而掀起了一场预料之外的农村工业化大潮,在此后十余年中方兴未艾,1.3亿人口加入了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大军,大量财富创造又反过来刺激城市经济的繁荣。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遭遇了暂时的逆风。而此时,农村工业化一级火箭的助推作用也已经逐渐耗尽了燃料。当短缺经济成为过去,当国际竞争开始在中国进行强大的渗透时,农村工业化的弱点日渐暴露,企业在规模、技术、资金、人才、信息、渠道、体制等方面的困难,变得越来越缺少回旋余地。“游击战”的经验已经过去,无边界的资本、技术、信息的“立体战”时代开始来临。
      (五)城市工业化剧烈嬗变
       就在农村工业化风起云涌之时,城市的工业化也在发生痛苦而剧烈的嬗变,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日趋深入。经过1989-1991年短暂的经济调整阶段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再度点燃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激情,这一次,市场经济全面取代了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加速了城市工业化的步伐,资本市场的崛起,开始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金融燃料”。
       四、着眼外向,融入全球,制造业快速壮大发展(2000年至今)
     (一)融入经济全球化
      1999年开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步入中国经济全球化,直到199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头20年里,工业化基本上被局限在国内市场的狭窄空间里。说国内市场狭窄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低下,无法创造出足够的财富来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交换。加入WTO之后,中国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几乎无边无际的世界市场空间。正如战后的日本,狭窄的国内市场无法进一步提升工业的生产效率,而一旦面向广阔的国际市场,日本企业的生产规模开始迅猛扩张,而生产成本则直线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中国加入WTO,是真正对社会生产率带来第二次重大革命。
      (二)“中国制造”大发展
       入世之后,中国也开始经历类似的生产率的突变。依托出口拉动、投资拉动、消费拉动三驾马车,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大国。2000年以来,世界500强公司的大部分都进入了中国,这是一次难得的技术扩散机遇。中国利用跨国公司来培养技术人才,有点像杜鹃鸟借窝下蛋的模式。无论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有着自己怎样的打算,它们必然要大量雇用中国员工,这相当于中国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资本投入,为国内的科技人员提供“手把手”吸收西方技术的机会。当他们流出时,这些技术扩散将大面积地渗透到中国的企业中。仅此一点对中国未来的长远效益,就远远超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所获得的短期利润。
        全球化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这些人才扩散所形成的技术扩散,只能逐步地渗透到国内经济体系之内,假以时日才能最终创造出真正的原创性技术突破。经济的全球化还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商业模式。复制和模仿商业模式同样带来了中国经济面貌的巨大改观。2000年以来的“中国制造”革命,借了外国投资的东风,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在100多个生产制造领域占有了世界第一的宝座,“中国制造”的贴牌堆满了全世界的货架。全球化的第三级火箭,将中国经济推到了新的“宇宙速度”。
      (三)出口拉动猛增长
        随着出口拉动制造业的发展,外向型出口经济出现爆炸性增长,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新增财富。持续多年的外商巨额投资与惊人的贸易顺差一起,将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56亿美元,一举推高到2011年令人炫目的31811(3万)亿美元!到2014年达最高峰38430万(接近4万)亿美元,2015年回落到33304万亿美元。中国发展模式的巨大成功,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省三明市政府办公室效能综合科科长;联系电话:0598-825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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