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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谈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迫切呼唤农村第二次工业化

发布日期:2018-11-28 16:57:32 浏览:89次

作者:蔡启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今后的发展方向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工业化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事关发展大局。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振兴乡村战略”的重大战略布局,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奋斗目标。农村产业如何兴旺,是“三农”工作的首要问题,需要认真研究,稳步实施。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城乡之间工业发展严重不平衡问题:一边是城市存在着工业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失调、制造业成本骤增等问题;另一边是农村存在着工业发展滞后、农业整体低效、农民增收泛力等问题,城市和农村工业化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城乡区域布局上的协调、平衡发展,值得引发中央及地方决策者的关注、深思和探讨。
       一、城市工业化存在“新问题”
       所谓的工业化,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城市工业化,这已是约定俗成。目前,我国工业产业主要集中于县级以上的城市,并且偏重分布于沿海发达区域。
        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2年,苏联援建,自立更生,基本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第二阶段为1972年至1978年,打破封锁,首开国门,引领工业对外开放发展;第三阶段为1978年至2000年,全面开放,多元协调,乡镇企业暴发式发展(即中国农村的第一次工业化,但经90年代多轮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农村工业基本上已自生自灭,目前所剩无几);第四阶段为2000年至今,加入世贸,融入全球,制造业快速壮大发展。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迅速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目前在举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浪潮下,中国工业化正在向着最后阶段冲刺。
        但是,总体上我国当前的工业产业主体仍属于传统产业,仍在工业食物链的中低端挣扎徘徊,而且出现了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问题,难以适应大国崛起和全球竞争的发展需要。其中存在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是,2008年以来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下行的形势下,一方面是眼睁睁看着国内一批劳动密集型工业产业纷纷迁离中国沿海城市前往境外发展,却无比婉惜、无可奈何;另一边是广大农村工业化水平仍然很低,急需承接沿海城市产业转移,却无计可施、无所作为、无动于衷。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城乡工业化发展二元结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城乡工业化如何有效对接?如何才能以城带乡?已然成为当前农村能否持续繁荣发展、国家工业化能否顺利推进的迫切问题。
      (一)“三驾马车”逐渐失灵
       在美国2008年暴发次贷危机、欧洲2012年暴发债务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持续漫延,经济严重下行的国际大形势下,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出口增幅出现较大回调。
       2000年以来全球化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助推火箭的燃料没有了,中国经济一直赖以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出口拉动似乎已不再那么灵便了。
       特别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和投资拉动,最大的效果仅仅为了维持经济增幅指标不太难看,对长期来说带来的或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难以带来真正实质上的繁荣!
       中国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二)外储偏高存在隐患
       当前,中国经济对外储存度存在偏高的问题:201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26.8%(美国仅为8.8%),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步下降。2011年中国出口占GDP的25.4%,2012年为24.9%,2013年为23.3%,2014年为22.6%,2015年为20.9%。
       当今世界是买方市场,当GDP中26.8%的经济活动直接依赖于外部市场,中国无法不受制于美国,也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只能使中国经济更加脆弱,让中国外交难以坚挺,让国家安全更多顾虑。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绝不是大国的根本出路。
       从本质上看,中国入世以来正是美国的资产膨胀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第二级火箭的燃料就是美国的资产泡沫,这中间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这种资产膨胀能够无限持续下去吗?当美国债务驱动型模式濒临破产,欧洲和日本也随之不再乐观,发达国家的长期不景气使得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将被迫进行经济转型。
       (三)传统工业寻求腾挪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但仍为中低端制造业层次,远难以适应大国崛起、世界竞争的需要。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下行,由于出口依赖型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影响,中国沿海和城市工业产业低端、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显,加上2016年初中央实施不够精准的房地产“去库存”产业政策,致使国内一、二线城市新一轮房价失控性暴涨,同时导致劳动力成本、企业经营成本逐年攀升,许多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纷纷退出中国,迁产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更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此种景象不禁使人焦心、让人婉惜。
       沿海工业化承度高的地区,开始对制造业进行腾笼换鸟、转型升级,本是必然趋势、无可非议。虽然就印度、越南等地,与我国早已改革开放近40年的多数农村城镇相比,其基础设施、政府服务、软硬环境不见得就更具优势,且事实上他们的投资环境多数不如我国农村城镇!
       那么,这些外资企业、国内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为何不就近迁往国内农村,却舍近求远、千里迢迢撤离中国?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不禁想问:是广大农村工业化程度已经够高了不需要再发展工业了吗?农村现有的个体分散小规模经营的低效农业足以支撑今后农村的繁荣发展吗?现有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就让它长期存在下去吗?要让约占58%的农村户籍人口永远在为沿海发达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吗?要让广大农村带着留守老人儿童问题永远衰败凋蔽下去吗?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未曾在宏观层面对农村工业化进行系统的顶层规划,广大农村长期缺乏工业化发展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以致广大农村在新一轮国家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在承接沿海城市因产业转型升级而转移产地中错失良机,同时,面对当前存在的一系列“三农”问题却束手无策、无效作为。
       二、农村工业化存在“老问题”
       当前,农村的三次产业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合理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后劲,特别是工业化基础异常薄弱问题,已成当前农村发展滞后、财政增收无方、农民增收无门的关键性问题。2016年10月份,笔者对地处福建省内陆的三明市的7个县(市)12个乡镇进行了调研,发现乡镇农村工业化程度普遍较低,多数乡镇基本上没有象样的现代工业,工业产业对多数乡镇财政增收、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微乎其微。即便作为南方沿海开放省份的内陆农村,其工业化发展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也可谓冰火两重天,工业化程度差距巨大。
       (一)现有农业与工业相比,投入大、效益低
在内陆地市的广大农村,我们所看到的多是一派凋蔽景象,由于没有工业产业,农村多数青壮年人口出外打工谋生,留在乡村的是“386199”部队,剩下的只有妇女、儿童、老人,外出打工谋生的劳动力只有春节才回乡过年几天,农业生产依靠的几乎全是留守的“386199”部队,绝大多数边远耕地因无人耕种而无奈抛荒,农业基本上无“产业化”可言,农民已化为“农民工”四处谋生,农村早已活力不再。
       就现有农业产业来说,主要种植的仍然是传统农业,农资投入大,人工投入多,实际效益却很低,未能形成产业化,仅能解决留守人员的口粮和维持生存问题。个别良田地块通过圈地买断长期租赁形式引进资本大户,实行建大棚、雇农工式集中经营,仅仅个别零星存在。因此,在仍然以个体经营传统农业为主广农村,其整体效益仍然相当低下。
        如,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的青水畲族乡在内陆来说算是工农业底子都较好的乡镇,非常重视农业产业发展,改变耕作模式,全力发展烟叶、蔬菜、茶叶、林竹、畜禽养殖等特色产业,2015年全乡种植烟叶1万亩、蔬菜1.6万亩、甜玉米2.1万亩、茶叶1万亩,鲜笋产量2.5万吨,笋干产量达1000吨,林下种植金线莲、铁皮石斛达1000亩,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全乡现存劳动力的60%以上,全乡实现农林渔牧业总产值3.92亿元;而在发展工业方面,全乡现有矿产品加工等工业企业30家,从事工业劳动力约占10%,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3.89亿元,即全乡以6倍于工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所创造的产值仅为工业的四分之一。
       中国农业的整体低效的原因,一方面与农业自身的生产效率有限、农产品市场容量有关;另一方面取决于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农民人均拥有仅区区1.5亩耕地,仅发展农业难以致富;再一个方面,以我国现有的农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私有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想通过集约化经营,大规模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实在是任重道远。
       自从入世以来,我国粮食市场日渐被国外抢占和垄断,全国粮食对外依存度已超过10%(远超5%的安全线),其中大豆进口比例达80%以上。中国农业在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境况下,实现自给自足已免为其难,还想让农村快速发展谈何容易。有道是“无工不富”,要使广大农村经济整体繁荣、真正富裕,推进农村工业化无疑是不二之选。
       (二)农村盲目发展生态旅游,有形象、无实效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抓农业致富难,那就发展服务业好了,比如大搞农业观光、生态旅游、休闲旅游业。于是乎,近年来国内生态观光旅游业很是热门,呈现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景象。
       许多乡镇由于缺乏区位、资源优势,觉得走工业化道路费神、费劲、费力,难度太大,谈何容易,因此都想走农业观光、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业的捷径,看得见、摸得着,有形象、有政绩。殊不知,这些地方不知不觉已陷入与周边地区同质化、无特色的误区,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资金,结果是有效游客稀少,难以形成一个产业,事倍功半。检验一个产业发展效益的最终指标是财政增收、农民增收,没有游客规模的旅游项目说是“景点”,其实不过是乡村公园,如此处处发展乡村旅游项目,往往造成重复建设。
       如,建宁县客坊乡,地处红军时期中央苏区的范围,也有红军医院、闽赣游击司令部、红军兵工厂、红军银行等革命旧址,周边县乡已有许多红色旅游目的地,且由于该乡为闽赣边区,区位偏僻、交通不便,哪有游客?何来产业?又如尤溪县联合乡,近年来依托“联合梯田”着力打造旅游支柱产业,围绕建设“全省知名特色生态旅游小镇”的目标,加大投入,成立联合梯田农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科学规划梯田景区旅游发展蓝图,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修建旅游接待中心,新建公共停车场、星级达标公厕,每年还通过政策补助鼓励农民在梯田上种植水稻、油菜籽,名义上2015年到该乡旅游总人数12万人,旅游业产值只有区区538万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旅游业收入占比简直微乎其微。
       (三)现有农村城镇化发展,无工业、难支撑
从经济发展史的内在逻辑看,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相伴而生的。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支撑,是城镇化的发动机,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没有工业产业的农村乡镇,就无法集聚常住人口,没有满意的乡财收入、农民收入,就无法有效带动乡村消费,城镇化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如,明溪县的夏阳乡以经营传统农业为主,有生态优势,同时还培育“紫云—下坂—集镇—俞云坂—御帘”特色乡村休闲旅游线路,但工业产业薄弱,辖区内基本无象样的工业项目,本地区就业岗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外流,也出现耕地抛荒现象,工业财政税源较少,城镇化建设中基础配套设施投入难以为继,后继乏力,乡镇所在地日渐凋蔽。
       (四)现有农村工业化水平,总量小、潜力大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不够重视农村工业化倾向,上面的理由可能是“环境污染压力”,因为没有工业就少一点污染;基层的理由是“没有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的地方发展工业太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目前,多数农村仅靠传统的低效农业维持生计,几乎没有象样的现代工业产业,表现为策划及在建工业项目少,工业企业数量少、层次低、效益差,工业总量小,解决农村就业能力差。
       然而,也是由于当前农村薄弱工业基础,因此包含着巨大的工业化发展潜力,如果有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支持,只要当地党委、政府及主官有抓工业的正确思路、科学规划和实干精神,广大农村必然会暴发出强大的潜力和效应。
       如,大田县武陵乡,是传统农业乡镇,原来几乎没有工业,但近年来该乡开辟了大石工业园区,以产业转移和返乡创业项目为重点,抓好招商引资,着力引进新型工业项目,新引进投产了一批工业企业,实现工业经济稳步发展,2015年武陵乡规模工业总产值8.866亿元,比增12.08%,2015年度三次产业比例约为13:79:8。目前武陵乡正在引进央企华电集团将开建总投资4.18亿元、装机容量为5万千瓦的武陵风电场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工业产值将翻一番,潜力可观。
       三、中国工业化呼唤“城带乡”
       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在“中国工业化之父”毛泽东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下,举全国之力,挤全国之余,经20多年的艰苦奋斗,到70年代初步完成了城市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1972年毛泽东开启对外开放大门后,通过邓小平领导下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改革和持续开放,80年代至90年代中中国农村迎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暴发式发展,由此掀起了农村第一次工业化浪潮。遗憾的是,经90年代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改制,除少数乡镇企业在个别能人成功经营下做大做强外,绝大多数因经营不善而寿终正寝。然而,在中国农村第一次工业化香消玉殒20年后的今天,农村还有可能推进第二次工业化吗?
       (一)以农村工业化开辟内需市场
       当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了。近170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先效仿西洋,后学习东洋,然后师从苏联,最终倾心于美国,结果发现,全盘照搬哪种模式都有问题,中国必须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基础上走自己的道路——中国模式。
       目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绝不是大国的根本出路。中国的脆弱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201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26.8%,而美国仅为8.8%,谁更依赖谁,一目了然。在这样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无法不受制于美国,也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将出口视为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无异于将命运的主宰权拱手送人!中国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只能使经济更加脆弱,让中国外交难以坚挺,让国家安全更多顾虑。它不仅带来与别国的贸易激烈摩擦,产生危险的政治对抗情绪,也使中国无法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现在,中国能够生产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十年后就可能被转移到印度、墨西哥、越南或其他国家,无非是看谁生产成本更低。当中国的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世界原材料价格、环境污染恶化等因素到达一定的临界值,跨国公司抛弃中国将如弃敝履,不会有丝毫犹豫和半点怜悯。将国家命运寄托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上,实在是危如累卵,令人寝食不安!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将发展国内市场置于最优先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将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GDP的10%以下的安全区域,把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输送国外市场,改为向国内市场倾斜。中国人耗费了劳动力、时间、能源、资源、土地、原材料、粮食、电力,承受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的压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应该优先由中国的消费者自己享用。以中国国内市场取代国际市场,以中国消费置换美国消费,把出口资源转向国内,这将极大改变中国与所有国家的关系,这样贸易冲突就可能变成了贸易和平,激烈排斥转化为热情合作,对中国的敌视,会被中国市场的诱惑所折腰,政治围堵、军事遏制的联盟将不攻自破。最大的市场,意味着最大的优势!要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关键的问题在于从何处着手。出口行业所形成的生产规模是面向全世界市场的,难以启动的内需能够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吗?
       答案是:希望在农村!中国最大的内需市场潜力,在广大农村。当今中国,城市的消费市场虽然还在持续发展,但随着房价畸高、供求饱和,城市消费增长空间已经有限;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广大农村却孕藏着一个不可限量的消费市场。中国新崛起的最大空间在于农村,关键是要看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开辟农村消费这个新市场、大市场。穷极所思,真正能够最有效地刺激农村消费的途径就是农村工业化
       (二)以农村工业化支撑城镇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从经济发展史的内在逻辑看,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相伴而生的,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支撑,是城镇化的发动机,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依托,是工业化的加速器。
       首先,要优先做好城镇工业发展规划。在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时,要优先做好农村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专业规划,科学确定产业取向,合理布局产业链条,有序引导城镇工业经济加快发展。要研究制定促进农村工业加快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优化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形成“洼地”效应。要长抓不懈,一茬接着一茬地真抓实干,不管“外生型”还是“内生型”,不管内资还是外资,不管国有工业、集体工业还是私营工业,来者不拒,多元发展,全面开花,以农村工业化支撑城镇化,以城镇化引领农村工业化。
       其次,要通过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要高标准设立城镇工业园区,筑巢引凤,要对工业进行合理布局,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吸引一批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主导产业入园,实现工业企业向园区相对集中,上下游产业集聚发展,充分发挥园区的集聚联动效应。
       第三,要通过城镇化为工业化创造条件。工业化过程是一个资本等生产要素集聚的过程,要通过推进城镇化,提供配套齐全的基础设施,打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打造诚实守信、投资者利益得到切实保护的良好人文政策环境,打造包括方便快捷的交通 服务、均衡优质的教育文化资源、适宜人居的自然环境等,造就一大批懂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农村工业化高素质人才队伍,以此带动城镇工业化深入发展。
       (三)以农村工业化引领乡村振兴
       有目共睹,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伟大成就是推进国家工业化。2010年,中国制造业经济总量已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中国的强势崛起,与持续、强力推进国家工业化息息相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亦寄望于、有赖于中国制造业的跨跃发展,正在努力抢占世界制造业的发展高地。然而一个户籍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58%的农民群体,一个面积约占全国土地面积95%的农村区域,如果与国家工业化无缘,能算真正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吗?当今中国,一方面过度倚重于城市工业化,一方面完全忽视了农村工业化,无疑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原因、根本原因之一。
       在改革开放接近4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曾依靠前15年(1980-1995年)的第一次农村工业化,以及后15年(2000年以来)的中国制造融入全球化,推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至今。未来的中国,必须发掘新区域、新增长、新动力,才能继续保持良性、快速、持续发展。认为,这个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就是农村第二次工业化,以信息化、集约化、高科技化、城镇化为核心的新的农村经济爆发,这是让中国摆脱现存和即将出现的经济困境的正确选择。
       中国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农民仍将是中国未来的主要群体。农村繁荣,国家才繁荣。如果经济增长忽略了农村,既不道德,也不可能持续!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同样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隐忧。事实上,农村经济在90年代中陷入缓慢发展之后,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由此前的每5年翻一番,变成了每10年翻一番。虽然政府取消了农业税,但各种摊派和隐形支出,使农业的经济资源持续不断地处于失血状态。改革开放前15年所形成的宝贵农业资本积累,在后15年已逐渐消耗怠尽。农村经济不启动,内需振兴就只是一句空话。没有社会中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增长,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国内大市场!不过,农民收入的增长,也绝不应该仅仅通过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来实现,所谓救急不救穷,以救穷的心态去发展农业经济必然失败。有效和持久的增长,必须也只能来源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农民必须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2018年1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7月份中央制定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方向,明确了三阶段目标任务,这是吹响了新时代“三农”发展的集结号。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待破解的三个核心难题——农业“找出路”,农村“要致富”,农民“留得住”》[1]一文中,笔者认为,要破解农村“要致富”的难题,务必要推动农村新型工业化发展。
       在欧美经济未来长期不振、全球经济仍然下行的前景下,启动农村第二次工业化进程,也将会成为启动内需的突破口。农村只有推进工业化,才能带来比农业更高的生产率,才能真正振兴农村经济。城市的现代工业化特别是信息化、高科技化以及先进的商业模式,应该再次向农村进行大规模的技术转移和扩散。如果说80年代农村工业化是农民主动向城市寻找技术扩散的需求,那么这一次应当由政府和城市主动向农村廉价供应。
       一要走“外生型”与“内生型”双轮驱动的农村工业化之路。从国家层面做好全国农村工业化顶层规划,将发展农村“外生型”与“内生型”工业化工作纳入国家经济发展布局,研究出台部分城市工业向广大农村扩散转移的相关政策,制定产业、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配套措施,更好地实现以城带乡的工业化发展;鼓励广大农村主动对接城市工业的外移,千方百计、各显神通招商引资,做大工业经济体量;鼓励农村积极挖掘“内生型”农村工业化发展潜力,发挥农村剩余劳动优势、土地资源优势、矿产资源优势、农产品资源优势、林业资源优势等,鼓励乡村集体创业、合伙创业、大众创业,就地培育发展工业主导产业。
       二要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农村工业化之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培育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打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载体新模式,推动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融合,推动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让农村一、二、三产业在融合发展中同步升级、同步增值、同步受益。大力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开展农产品生产加工、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实现农产品多层次、多环节转化增值。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培育农业现代供应链主体,发展新型流通业态。大力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产业,深入发掘农业农村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推动乡村资源全域化整合,开发地方特色产品,增加乡村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对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引领支撑作用。着力打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载体,统筹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加快培育农商产业联盟、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产业链主体,打造一批产加销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集群。
       三要走农民“宜业”与发展经济相结合的农村工业化之路。农村工业化的重要目的,一方面是创造更多稳定的就业岗位,转移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使农村工业成为城镇经济发展、非农就业的主体行业;另一方面是做大做优农村经济。广大农村应将增加农村剩余劳动非农就业,作为推动农村工业化首要任务,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让从城市回归农村的“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让农民“宜业”,增加非农收入。同时,通过致力发展农村工业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总量,培育乡镇税源,增加村财收入,切实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能致富”、农民“留得住”问题,全面助推乡村实现振兴发展。
 
注释: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待破解的三个核心难题:农业“找出路”,农村“要致富”,农民“留得住”》2018年9月13日刊发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网》
http://www.xybyyx.com/bencandy.php?fid=179&id=4670
2018年9月26日发表在昆仑策网、昆仑策研究院
http://www.kunlunce.com/klzt/tydl/2018-09-26/128192.html,https://mp.weixin.qq.com/s/T9wk2gPDfmWPtBMrmTmh_Q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省三明市政府办公室效能综合科科长;联系电话:1386058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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